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抗疫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对政府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准确识别处于“流动”中的个体健康状态并开展分类治理是化解上述张力的一条路径。“健康码”作为一种嵌入既有社会“流动”治理体系的技术系统，通过实现对个体健康状态的实时动态识别，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复工复产与隔离防疫间的平衡，并映射出国家基于新的“认证”手段以尝试化约治理复杂性的能力。数字技术的可建构性特征或许能够调和并超越过去在控制与自治导向下的对立逻辑，开辟出复杂性化约的新道路。

　　原文链接：http://zzxyj.ajcass.org/Magazine/Show/83019.

张权，bat365官网登录入口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bat365官网登录入口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黄璜，bat365官网登录入口教授，bat365官网登录入口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主要观点：

　　本文以健康码为“小切口”，借助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健康认证这一中介，探讨国家化约治理复杂性的“大问题”。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健康认证活动，本质是对外部复杂性的化约。疫情防控中所面临的外部复杂性，源自社会个体的流动、互动与适应，而无症状患者与潜伏期感染者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健康码所提供的认证信息将“流动”中的健康隐性状态转变为显性状态，实现了一种对治理复杂性的高度化约，为分布式的社会决策行为提供了一致的依据。

　　健康码实现了数字技术对既有国家认证体系的嵌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上而下的统计（牛顿范式）和自下而上的登记（复杂性范式）两种途径同时失灵的困境，是的对复杂性的化约得以跳出“控制”与“自治”导向下的“封闭”与“开放”、“一元”与“多元”、“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的对立逻辑，形成新的治理途径。

　　文章进一步归纳，技术与赋能之间至少存在两种潜在的关系。第一，“技法”意义上的技术应用对主体思维产生牵引，为“牛顿范式”下复杂性化约的实践赋能。第二，“装置”意义上的技术供给与主体需求产生耦合，为“复杂性范式”下元治理理念的落地赋能。新途径得以开辟，除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等一般性功效外，主要得益于技术的可建构性特征，即提供了集成单一性功能的机会结构以及化解制度性张力的弹性空间。

　　文章进一步说明，新途径并不是提供技术万能的治理幻象，也不是体制机制改革的终极替代产品，而是与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期相适配的实用主义方案，并且离不开特定历史背景和制度条件。未来研究还要关注技术赋能复杂性化约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